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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先得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字

  眼下正在国家图书馆展出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上,半部出版于354年前的中拉双语《论语》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这是在中国出版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智慧》的残本。1662年,郭纳爵、殷铎泽等欧洲传教士将部分《论语》《大学》翻译成拉丁文,取名《中国智慧》,在江西建昌刊行。该书是第一部中拉双语对照的儒家经典译著,也是国内首个从左至右横向排版印刷以及最早使用圆弧括号的出版物。因为年代久远,学界一度认为此书已散失,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后整理发现了《论语》的前5章,震惊海内外。

  西方传教士缘何要翻译中国经典?“最原始的动机是学习中文。”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说,当传教士来到陌生而神奇的中国时,他们先得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字,才能与中国人交往。《论语》《大学》等经典易于记诵,又高度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自然成了他们了解中国的首选。据史料记载,1588年前,被誉为“西方汉学之父”

  的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已在翻译中国经典“四书”,还未完成便被召回了罗马。1594年,利玛窦重新翻译了“四书”中的部分内容,并以此为教材传授学生,但译本未传世,当时是否出版也无从知晓。直到1662年,意大利传教士郭纳爵和他的学生、葡萄牙传教士殷铎泽在江西建昌出版了《中国智慧》。这是目前所知的中国经典首次以西文的形式出版,内有4页孔子生平介绍和14页《大学》译文以及《论语》前5章共76页译文。

  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所藏《中国智慧》是国内的孤本,仅存《论语》部分,已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书上有双语藏书印,每节上为中文原文,下为拉丁文译文,每个中文字右侧有注音。该书采用木刻单面刊印于宣纸上,中缝印有页码,具有中国传统线装书的特点,但折缝在右与古籍线装相反,而文字自左向右横排、同页两面内容先左后右、阅读时需要自左往右翻阅又具西洋书的风格,堪称中西合璧。

  据透露,该书仅存的《论语》部分也是残本,第71页至74页缺失。从现存的章节可以看出,郭纳爵、殷铎泽在对《论语》的原文进行翻译时,参照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居正的《四书直解》等有选择地对部分名词进行了阐释。比如,第8页对“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中的“异端”一词作了注释,引张居正《四书直解》“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者,叫做‘异端’。如杨氏、墨氏及今道家、佛家之类皆是”。接下来在第54页上,对“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的“五人”注明为“禹”“稷”“契”“皋陶”“益”。对“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注明为“周公旦”“召公”“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天”“散宜生”“南宫适”“邑姜”。此外,该书在文本上也有不为人注意的创新之处。例如,在注释部分的中拉文混排中出现了圆弧括号的实用样例,这是中国刊刻的图书中最早使用圆弧括号的。

  黄显功说,在明末以来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来华传教士占据了较大的主动性。他们翻译中国经典,主观动因是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以便传教;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译本向欧洲传递了大量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的信息,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是早期中学西渐的重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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